我的艺术是依着我的感情走的

     伴着昏黄的灯光，记者走近我国著名版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杨先让老先生，在他的家中听他讲述那些人生往事和他对艺术的理解与感悟。杨先让生于1930年，选择美术的最初原因似乎夹杂着几分偶然，用他的话讲，“那时由于我是资产阶级出身，新中国成立前是个小少爷，不愁吃穿，喜欢念书，爱好艺术，虽然也喜欢美术，但本来并不想考艺专，而是希望考剧专，去学戏剧。当时我在学校很活跃，组织剧团、当导演排演《雷雨》、饰演剧中的二少爷等。后来因为受进步同学的影响，同学就介绍我来到了北京。”

　　“虽然我的台词总是背不过来，但感觉还是应该考剧专，到北京后遇到同学，却被拉着一块考了艺专美术系，糊里糊涂考上了。”于是，杨先让就这样学起了美术，他认为既然学就要好好学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，他做过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和创作员、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，也担任过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主任、版画系教师等职。杨先让在美术领域涉猎广泛，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还是他在版画和民间美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。对此，他认为：“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，东一榔头西一榔头，很乱，民间美术是我自己愿意干的，版画也是我自己‘上钩’的，在画版画前，还画过不少宣传画，也都还可以。”“有的人就是愿意当大画家，目标很明确，我也遇到过一些朋友，就想当齐白石、毕加索，但我感觉我没有这个东西，糊里糊涂的，没有一个了不起的目标，我是一个依着自己感情走的人。”对于艺术的看法，他如是说。

　　版画创作 >>

　　“我原来搞油画，自己也很喜欢。后来由于出版社工作到南方去，遇到李焕民，他动员我搞版画，当时我说坚决不搞版画，我还是喜欢色彩。但第二年出去写生回来，完成组画任务，其中有一张很适合版画，于是就找起了木板。艺术有时候是一通百通的，所以这只是个工具的问题。当时也没人教我，我就刻了、印了，而且作为独幅画发表，展览时还得了奖。”杨先让幽默地说道：“我冉冉变成个版画家了。”后来就又有了第二张、第三张……当然，这也与当时的客观条件有关，在出版社当编辑，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空间上都对油画创作有所制约，所以杨先让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搞起了木刻，“那时刻得也不会太大，不干了就放在抽屉里，干的话就刻一刻，很方便”。

　　杨先让创作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版画作品，对整体氛围和人物精神气质的表现十分精到。对于版画，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是《纪念周总理》——一张木刻版画作品被大家排着队争相购买，并印刷出版了3种开本，这在现在看来也着实难得。谈起另一件作品《会师大庆》，老先生依旧难掩激动：“那么大的一幅作品，我是一口气不到10天就完成了，充满了感情，我这个人比较感性，不喜欢的时候你逼着我，我也不会画，因为我不喜欢的我没法画，但感动我的，你不用逼我，我就画。如梁漱溟、弘一法师等，我感觉不画不行，因为我喜欢这些人。”“回想我搞版画这么多年，感觉有些成绩，能站得住。”对于其口中“已经洗手不干”的版画，老先生坦然说道。

　　民间探索 >>

　　对于民间美术，杨先让可谓付出良多，谈起这又一次转型，老先生回忆道：“那时中央美院院长江丰把我从版画系调到当时的年画连环画系，一开始也不愿意干，感觉没意思，但一干就干了十几年。”自喻为“赶鸭子上架”的杨先让说，刚开始自己虽然认为中国民间艺术的东西丰富，但也只知道多，对于怎么个多法儿又是糊里糊涂的，却也抱定了“即便干了，我就想干好”的想法。所以，他拉着队伍去考察黄河流域的民间美术，并著有影响深远的《黄河十四走》等，学生、教员有时上课不能深入下去，他却坚持一直走到底，就这样走了将近4年，8个省全走下来了。“虽然考察是蜻蜓点水式的，但是很有必要。我一下子就开窍了，像捅破了窗户纸一样，民间美术的来龙去脉通了，复杂而又重复的事儿就全弄清楚了。因为我的目的是教学，我要吸收，于是平面的、立体的、色彩的，我给它归类了，而其中的哲学我也懂了，老百姓的思想是万物有灵、阴阳观，朴素极了，历代就是这样。太有意思了。”他动情地说道。

　　曾经有一个擅长剪纸技艺的河南小姑娘被邀请来做表演，她说：“你们的艺术都是讲理的艺术，俺的艺术不讲理。”这句话，杨先让念念不忘，“特别好，‘不讲理的艺术’说得真棒。民间艺术的造型特点完全是意念造型，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，自由得很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原始艺术都是一个路子，都是随心所欲”。杨先让说：“民间艺术是原始艺术，中国所有的艺术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。如年画就好似是压轴戏，包罗民间艺术的万象，创造出这种造型的艺术。这些需要慢慢去了解，所以《黄河十四走》最后的部分是我的一个总结。没有这个的话，光走又有什么意思呢。”分享到：